“如何阻止來自北京方麵的霸淩？拿走他們的普拉達包包就行。中國因瑞典將華為排除在外而懲罰愛立信，如果西方團結起來，就能予以回擊。”
這是來自美媒《華爾街日報》的評論文章，作者為智庫機構美國企業研究所（AEI）的研究員伊麗莎白ⷥ𘃦‹‰（Elisabeth Braw）。當地時間8月10日，她再度談及有關瑞典政府發布“華為5G禁令”以及該國電信巨頭愛立信在華經營受挫等議題。
作者聲稱，由於瑞典在封禁華為的問題上沒有讓步，導致中國懲罰了愛立信，而如果西方政府和大型企業不聯合起來對付中國，那麽所有的西方企業都將受到同樣的懲罰。
文章末尾，作者還“支招”，慫恿各大西方奢侈品牌和本國政府合作，一同抵製中國（市場），理由則是中國國民無法接受享受不到奢侈品這種局麵。對於來自中國的投資，文章幹脆聲稱，如果這給中國提供了高壓手段，不要也罷。
《華爾街日報》評論文章截圖
作者布拉撰寫這篇評論文章的起始點，依舊是去年瑞典發布的“華為5G禁令”。去年10月20日，瑞典政府以所謂“安全理由”禁止華為和中興等中企參與其5G網絡建設。華為提起上訴後，斯德哥爾摩行政法院今年6月22日又駁回華為上訴，維持了這項“華為5G禁令”。
作者認為，自這一事件之後，瑞典的電信企業愛立信開始遭到中方的“報複”。
過去幾年，愛立信在華營收占公司總營收的約10%，然而今年第二季度的公司財報顯示，愛立信在中國的銷售額從一年前的41億瑞典克朗（約合4.7億美元），下降至了15億瑞典克朗（約合1.7億美元），降幅達六成，這也導致其公司整體銷售額三年來首次出現下降。
此外，中國目前正準備下一輪的大規模5G網絡建設，作為全球用戶數量最大的通信運營商，中國移動7月公布了最新一輪的5G設備招標結果。在這份價值約60億美元的招標中，60.5%的份額屬於華為，31.2%屬於中興通訊，規模較小的另一家中國供應商大唐電信獲得2.8%的份額，愛立信則成為最大輸家，份額從去年的11%降至僅剩1.9%。
事實上，極力反對本國政府打壓華為的愛立信，此前早已估計到在華5G市場份額的大幅縮水，在拿到中國三大通信運營商的“零星份額”後，該公司CEO鮑毅康（Brje Ekholm）表示，“這相比於沒有取得份額，是積極的信號”，並稱將繼續爭取增加在華市場份額。
中國移動最新一輪5G設備招標份額 圖自《華爾街日報》
文章還提到了芬蘭的電信企業諾基亞，稱芬蘭議會2020年也曾通過一項以“國家安全”為由將部分企業排除出本國5G網絡的法律，但與瑞典政府不同，芬蘭的議員們沒有單獨針對華為或中興，這為諾基亞進入中國5G市場提供了“更多談判空間”。
“教訓是顯而易見的：勇敢直麵中國，你的公司將受到懲罰。保持低調，你的公司就會沒事。”布拉在對比了愛立信和諾基亞後，這樣寫道。
文章聲稱，愛立信是在地緣政治上受到中國商業懲罰的最新受害者，此前挪威的三文魚產業和近兩年澳大利亞的葡萄酒等產業，在對華出口上都遭遇到了極大困難。
對此，文章作者鼓動道，各國應該聯合起來購買愛立信的所謂“自由5G設備”（Freedom-5G），無論是在新冠疫情、台灣還是未來的6G等問題上，如果西方各盟國公開相互支持，中國發出威脅的力量就會被削弱。“北京可以懲罰愛立信、挪威漁民和澳大利亞葡萄酒產業，但中國經濟仍依賴於西方企業。”
“考慮下奢侈品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，中國消費者追求香奈兒、卡地亞、愛馬仕和古馳等西方品牌。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才能讓中國國民感到滿意，但如果中國的精英們無法享受到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生活水準呢？”
行文至此，文章作者開始在奢侈品方麵出起了“壞點子”。
“這些奢侈品牌可以與本國政府合作，宣布暫時抵製中國（市場）。這些公司一直希望解決在中國普遍存在的知識產權問題，而諸如迪奧等品牌在把台灣稱為‘國家’後，在華經營也受到過影響。知識產權受侵犯和恐懼等現狀，並非一個可持續的商業戰略。”
文章還聲稱，西方國家的議會可以開始收緊各國的外國投資立法，雖然各國都需要中國的投資，但如果這隻是向中國提供了另一種可以采取高壓的手段，那就不需要了。
“中國可以懲罰愛立信，但中國的成功取決於能否接觸到這些頂級企業。通過聯手合作來表達自己的觀點，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公司品牌將會讓中國停止霸淩行為。”文章最後如此咄咄逼人地宣稱道。
事實上，近年來，一些外國奢侈品牌和著名企業，因做出辱華、宣揚“港獨”“台獨”、妄加評論中國內政事務等錯誤行為而“翻車”的事件屢見不鮮，比如2018年杜嘉班納（D&G）的“辱華風波”以及今年3月H&M等外國品牌無理抵製新疆棉花的事件。事後，它們都遭到了中國消費者的強烈不滿和自發抵製。
在今年3月30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，有外媒記者問及中國網民對H&M等企業的抵製行為背後是否有中國政府推動。
對此，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，中國有14億人民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腦袋、自己的思想，每個人也都有在網上表達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權利。不能一看到網上有一些你不喜歡、不願意聽到的言論，就認為是中國政府要求的、指使的。這是對中國存在的嚴重誤解和偏見。“這個事情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。中國人民、中國消費者有權利做出自己的選擇。”
